黎烈文先生（1904－1972）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编辑，他一生最有光彩的事业是三十年代编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。他从法国回来，接手编务，便锐意改革，奋不顾身，以致夫人（和他一同留法的学生）难产去世，他也不在身边。鲁迅在《伪自由书》的序里，很动情地叙及此事。我曾想，只要有鲁迅《伪自由书》的那篇序言，黎先生便可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。黎氏编刊受压，在《自由谈》上曾发表过一则有名的启事，讥嘲当局云：“吁请海内文豪，从兹多谈风月，少发牢骚，庶作者编者，两蒙其休。”鲁迅的两本杂文集《伪自由书》和《准风月谈》的书名，都由此而来。更何况还有茅盾先生《我走过的道路》相关章节作佐证，有巴金先生《怀念烈文》作补充。黎先生可以不朽矣。我只知道，黎烈文抗战胜利后去台湾，当教授，编报刊，在穷困凄凉中去世。我于是想找点他的作品来读。我记得我好久以前，读过他译的法国小说。好像还是在解放初。现在想找他的作品可是不易。他写过什么，我茫然无知，于是尽手边方便的书，翻开司马长风著《中国新文学史》，这书里有每一时期的著作目录。查到有一本《舟中》，小说集。还有评论集《崇高的母性》，又有长篇《崇高的田竹》。他怎么这样爱用“崇高”来作书名？我有点怀疑。记起《鲁迅全集》关于他的简单注释，说他有散文集《崇高的母性》。我判断，只有这本散文集名是真的，同名的评论集名是误记，而《崇高的田竹》一定是把“母性”误识为“田竹”了。看来，文学史专家司马长风先生关于黎烈文也是所知不多，我想黎氏真是被文学界忽视，淡忘了，这使人很难过。半个世纪的岁月竟然冲走这样重要的作家、编辑和翻译家，这是不应该的，令人伤心的。
我在书店里忽然发现的一本黎烈文的书《天才与环境》，副题是《黎烈文艺文谈片》，1997年学林出版社出。这是作为《海外学者文丛》的一种出的。我高兴极了，买回便读起来。我只能简单地说，这实在是高水平的文集。可惜编者没有详细的说明，只能从个别文章后的标注中看出写作时间，最早的一篇是1931年写于巴黎的译本序。大多文章都无年月。从中倒是可以看出他译过好多书。这本书名是集中一篇文章的标题，那篇文章也不是特别重要的。集里共收入36篇。我最喜的是那些论及外国尤其是法国文学的文章。他的文章使人开眼界，又引人，叫人爱不释手。我想只有眼界很宽的学者才能写出这样有深度的文章，只有好的作者和编辑才如此理解读者的心理，立意写如此有趣的文章。我希望读到黎烈文更多的译本和著作。
 |
